中国历史是中华民族的先民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息、创造、探索的过程。这个过程包容着丰富的多样性并在广阔的时空中展开，我们现在简要地描选出一个大略的框架，以帮助读者把握其轮廓和要点。

从中国历史文明的发生到公元前16世纪商王朝建立之前，可以被看做是中华文明的起源时期。 其中又分为若干阶段。

自距今大约七八百万年的腊玛古猿到大约170万年以前的元谋猿人这个漫长的时代，是迄今我们所知道的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人类形成的时期。 这个时期的主题是人类在体质上从动物界中分离出来， 这一部分历史还基本属于自然史。

(资料图)

从距今大约200万年到大约1万年期间，是中国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 这个时代的主题是中国古代的人类发明了以打制石器为主的生活和生产工具，从而为人的心智发展和复杂的社会生活方式奠定了基础。 在这个时代，人类的社会组织还处于 不发达、简单和自然的状态， 中国古人聚落遗址发现的工具形态，显示出明显的地方差异性和分区发展的特征。

从大约1万年以前到大约5500年以前，是中国的新石器时代。这个时代虽 仍然以生产和生活工具中的磨制石器为突出特征 ，但是我们的先民已经在创建一个就那个时代而言相当辉煌和复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轮廓。在这个时代， 有了以稻、粟种植和家畜饲养为核心的真正意义上的生产活动。

与以前时代人们的生存方式相比，这种活动的特点是，人们不再限于在大自然中猎取现成的东西来维持生存， 开始借助自然条件来创造和延续自己的生存条件，从而自觉地改变自然与自己的关系。 中国长江、黄河流域的稻、粟农业是世界四大原发性农业文明当中的两个，对整个人类文明具有深远的影响。人们在这种特定的农业文明的展开过程中大大地开发了自己的心智，从而有了精神文明的诞生。

那时的人们已经在从事以自然、图腾和祖先崇拜为中心的宗教信仰活动。 这种原始宗教的发生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普遍的和特殊的双重意义。

从普遍的意义上说，上古时代的宗教意识是人类对于自身本质和外部环境的超越个体生存时空的探索和尝试性的解释。这种思索的趋向和能力，甚至其内容，是古代哲学、艺术与科学思维的重要源泉——哲学、艺术与科学思维的另一个源泉是人们生产和生活的经验。因而， 宗教最初是作为人的心智进化和知识扩展的一个必然环节而产生的。

相当程度上 以自发的方式形成的上古宗教意识构成了信仰、思维和行为的初始倾向，使后来的历史文明长期地带有其印记。 中国宗教的泛神论的特征，中国哲学的自然主义特征，中国人思维的喻指和整体关照的特征，中国国家和社会组织的宗法化特征等，都与中国原始宗教的初始倾向有内在的关联。

新石器时代的中华文明已经包含有陶器烧造、绘画艺术和早期的绘图文字。 现在看到的各个新石器时期遗址的陶器造型和绘画，与世界其他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时期的陶器和绘画之间有极大的相似性，显示出人类历史文明发展具有共同的基础。

属于新石器时期的纺织物遗迹表明，中国先民是最早运用纺织技术的人群之一。这一时期遗留下来的大批居住建筑、墓葬、仓储遗迹显示， 那个时代的人们正在发展起稳定的社会生活组织 。母系家庭是常见的社会组织形态，随后父系家庭出现，甚至一夫一妻式的小家庭也有产生的迹象。 由各类家庭组合起来的氏族公社构成主导形态的社会体系。人类在社会组织关系中发展起集体行为的能力和价值观念，并扩大了人类冲突的基础。

新石器时期，我国南北各地的古代文化，保持着分区发展、相互交融的态势。 黄河中游、黄河下游、燕北、辽西、长江中游、长江下游都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聚集群体。

从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2000年，包括考古学上所说的师韶文化后期和龙山文化时期， 是中国国家文明发生的时代 。这个时代如果从生产工具的质料特征上来认定，是 新石器时代晚期 。这时的中国先民已经掌握了铜的冶炼技术，所以也被称为 “铜石并用” 时代。不过铜并没有成为重要的生产工具材质，而是被用来铸造兵器和礼器。

玉，作为一种具有特殊审美价值和坚固性的石料，也是这个时期重要的工具材质和礼器材质。 以黑色薄胎为特征的陶器 也是这个时代生产技术和社会生活质量提高的明显标志。

考古学近年关于这个时代的更为引人注目的发现是从黄河中下游到四川盆地以及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看到了大量的古代城墙的遗存。

城墙的出现有两个直接的理由。 一是一个社会共同体防御外部攻击的需要，另一个是同一社会共同体内部角色地位分化的结果。 当时城中居民的生活必然依赖城外的生产活动，而许多城址的外部也发现有较小的人群居住遗址，社会内部的分化当是这些城形成的重要原因。

这些城墙的营建也表明， 集中的权力中心和复杂社会组织体系已然存在。 一些城的外部有护城河环绕，这表明对外防御是这些城墙的重要功能。 当社会共同体内部的分化需要借助于城墙来维持的时候，这种分化就具有阶级对抗的性质，这个社会共同体的组织结构也就因而具有了国家的特征。 和中国古代文献相印证，这些城当是所谓的“国”，而其周边地区则为“野”。从其规模上看，这些“国”中还未必发展起充分的城市生活，所以与后来的“城市”相比，还有重要的区别， 应是以政治权力中心为基本性质的 。

与这些城同样表示集中的权力中心出现的是，大体在同样广大地域间发现的大量祖先和神柢祭祀建筑群与墓地建筑遗存。 这些祭祀中心的崇拜祭祀活动当和中国上古时代礼仪制度的形成有直接的关联。这些墓地中陪葬物品的丰俭差别，则可以印证贫富差别和阶级分化的明显存在。

这样，在中国历史文献记载的夏朝建立以前的大约1500年间，中国历史上的早期国家组织已经星罗棋布地在以长江、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广大区域出现了。

现存的文献关于这个时期的历史留下的主要是一些缺乏年代准确性和充满神话和史诗色彩的传说。这些传说可以帮助我们推测那个时代的一些特色和重大历史事件的轮廓，但是，我们无法具体地讨论这个时代人们的精神文化和历史演变历程。可以肯定的是，考古学在未来的发展将会为具体地揭示中国历史的这个早期文明时代丰富多彩的面貌提供愈来愈可靠的依据。

从大约公元前2000年到大约公元前1600年的夏王朝可以被看做中华文明的前古典时期。 我们关于这个时代的知识还没有达到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充分互证的程度，现存关于夏代的文献记载都是后人追述的，所以将来我们关于这个时代的总体看法还会随着考古发现和文献研究的发展而改变。

大致与此前的历史时期相比较， 这个时代出现了中华文明运动的核心区域和围绕这个核心区域而展开的内聚运动。 此前的文化群落是分散在广大地域的，各个文化群体处于小规模、地方性的自然状态，其相互之间的关联还没有凝聚成持续性整体历史运动的势能。

作为一个地方性文明长期发展的结果， 夏王朝的建立标志着在黄河中下游一带形成了一个具有内聚力的历史和文明运动的中心。 由于还没有确切的证据断定这个区域的农业生产力水平如何远远超过其他的区域，关于这样一个中心在这个特定区域形成的直接原因的解释，看来还必须着眼于自然的挑战。

水患和其他自然灾害严重地威胁着这个地区人类的生存，人们需要集结成为比分散的城邦和氏族组织更强大有力的集体来对抗自然灾害。 在这个过程中，超过个别城邦和氏族组织的权威建立起来。保存这种权威的体制就是王权国家。 它一旦出现，就自然地具有自我保持和发展的机制。它的发展所带来的庞大的国家体系，形成了对于周边地区的竞争优势和扩展趋势，并且使大规模的集体科技和文化创造活动成为可能。

《诗经·商颂·长发》中所说的“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国是疆，幅员既长”就生动地描述了在应对自然挑战中生长起强大的国家权力的情况。

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这种王权国家和后来的君主专制体系有重要的区别。 这种王权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包容原有的地方性集团势力、血缘氏族组织和自然人群聚落而发展起来的，除了一个有限的核心范围之外，王的权力并没有直接地贯彻到社会中的个人。 所以，其权威经常性地受到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挑战。

集中的个人权力的增长为权力持有者的腐败创造了条件，来自自然的威胁的减弱则使人们对国家权威的基础提出更多道义上的要求。在普遍地存在内部和外部分权势力却又必须保持大规模国家行为能力以应对可能发生的更大挑战的情况下， 关于王权统治的道义合法性的观念，即“德”的观念，作为政治伦理的核心概念逐步地形成和发展起来。

在夏朝的统治者失去道德合法性的情况下，商朝取代了夏朝。这个过程固然是通过战争来完成的，但是商汤充分地运用了关于王的道德准则来发动各种社会势力推翻夏朝的统治。

在存在普遍的原始宗教情绪的时代， 这种人本的道德准则和所谓“上天”的意志结合在一起。 在商汤讨伐夏桀的檄文，即《尚书》的《汤誓》中，商汤历数了夏桀的种种残暴失德的行为，声称要代表上天来拯救夏民，使推翻夏王的反叛成为合乎道义和不可抗拒的事情。后来史籍所云 “汤行仁义，敬鬼神，天下皆一心归之” (《越绝书》卷3)，追述了这种情况。